医疗健康行业正成为保险业加速投资的新蓝海
但从哈耶克以后政治哲学的发展来看，其本身至少存在如下两个限度：第一，从自由主义内部来看，它预设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观，即同意将这种无干涉的自由赋予每个原子化个体，但排除对自由实现的不平等状态的任何干涉——哪怕是由公正的法律体系所实施的非专断干涉。
See,TomR.TylerandYuenJ.Huo,TrustintheLaw:EncouragingPubliccooperationwiththepoliceandCourter,RussellSageFoundation,2002，pp4.[10]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对人们遵守税务法律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人们遵守税法，主要动机既不是对获得公共服务回报的理性计算，也不是出于惩罚的威胁，而是一种公平感与对政府执法能力的信任，也即相信他人和自己一样都在遵守税法，以及相信政府能够打击搭便车者，因为搭便车者会破坏人们守法的公平感。法律系统通过设定权利体系的方式，解决了行动的不同时间问题。
而法律系统可以按照程序的时间进度解决纠纷。[27]对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如此，参见贺卫方：《司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40页。这也反映出法律系统对该拆迁条例的处理方式不同于政治系统出于便利和效率的考量，两者的决定存在一定的冲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202页及260-278页。在更多的情况下，政治强力是作为法律功能运作的一个可能背景而存在的，政治强力对于法律系统来说并不特殊。
参见柳云龙：《孙志刚事件与违宪审查制度》，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22期，第50-51页。法律有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前提是政治系统自身能够遵守法律系统的严格规范，以法律公正之名行政治权谋之实只会制造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将法律当成可任意扭曲的政治工具而不是自我生成的规范系统的当权者，一旦某一天失势，也会被其政治对手以残酷的政治手段对待，而不是以理性的法律手段对待，由于政治权力对法律的藐视，所有人都将得不到法律保护，包括当权者自己。[4]阿尔伯特•奥斯本所倡议的事实讲席（Chair of Facts）。
然后对狭窄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新的理解导致了专门研究的发表。[5]以及来自主流的法官、律师和委员会的无数诉求。当然，其他先例也值得注意——尽管在我看来，没有一个足够全面，而仅仅只能显示一种系统进路运用到这个广阔领域中的一个或两个具体方面时能够完成什么。这里需要说的只是，尽管它们极其费时而且显然既是模拟的也是学院的（在一种非轻视的意义上），我确信它们对于许多目的来说都是极好的教学设计：进行这样的练习将要使人理解证据分析课包含对不同命题间关系的细致探查。
[3]弗兰克的改革决不是唯一的。[33]他采用了庭审律师的立场，该律师身处的时刻是可采性问题已经被处理完了，证据已经都就位了，而该律师为自己提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说服陪审团应该或者不应该相信争议中所主张的事实。
兰德尔传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双重主张即律师需要被训练得清晰地思考而法律材料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特别好的手段。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对于EPF直接进路的推崇和我在传统法律分析和解释方面是一样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从宏观角度来构想的话，证据研究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主题。他曾经真正地回顾过《法律教育杂志》的多期过刊以及其它为人所遗忘的一些资源：曾经有这样一种主张说有90%的律师将他们时间的90%花在了处理事实上面，而这应该被反映在他们的训练当中。
由于主张是真实的或者潜在的知识、由于证明和反驳是一种知识事务，由于法律论辩的双方当事人断言而证人报告——如果它们是真的——他们的知识，而且由于知识是具有不同种类的，你就需要一些关于知识的知识，比如说，像对直接或感性知识和间接或推断性知识加以区分的知识。让我们更确切地考虑有关可行性观点的两个版本——无文献观点和潘多拉盒子观点。法律报告则更为简洁，而且具有判例的特殊地位。对于不道德的观点，我的回答基本一样：这个问题并非独属于事实研究。
但是数学主义者宣称在有关争议性事实问题的辩论中，人们是在进行有关盖然性的推理，而这种推理常常以数学为主并且要求至少对基本的统计及相关技巧有一个基本的掌握。问题或许可以叙述如下：至少从杰罗米•弗兰克时代起，投入上层法院的争议性法律问题的精力总量与投入一审审判、其它裁判（tribunal）以及常规法律程序之上的精力总量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这已经为大家所公认的了。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胜任讲授这门课。这种传统的韧性很大部分应该归咎于其融贯性。
[44]在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哥伦比亚时——但其用意更为普遍，他提出说已经有三种基本的事实技能被讲授了，而这也是在三年的学位中所能预期的。对这类课程的潜在用法、选择的标准以及技能的类型和其有助于发展的意识在某些方面与法律报告存在重大差别。但如果人们相信一直智识上可靠的观点常常是最有说服力的观点，甚至相信好的辩护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说服手段的微妙结合，那么，人们至少对于该异议会有部分答案。证据规则研究值得比证明原则获得更高的优先性或者上诉案件本身是比初审记录更好的教育材料都并非不证自明。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反思证据》（Rethinking Evidence, seco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作为其第二章，本文系根据该版译出。弗兰克或许会被解释成认为投入某一主题的智识能量总数与其实际重要性是相反的。
对于我们已经做了这种观点，我的回答是这仅仅是部分正确的，事实认定还很少像这样以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和严格的方式直接进行研究。但现实主义者基本没有做到这一点。
[12]迈克尔的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逻辑学、语法和修辞学、认识论、法庭科学、盖然性的详细探究，法律与事实之间的互相关系，还有证据法的基本概念、规范和政策等方面的经典杰作。由于都是年轻气盛、眼高于顶，他们还不知道即便在法学教育领域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2]如果律师的时间有81%花在了一件事上，那么，可以推知法律教育的81%应该致力于这件事上。文献中充满了沿着下列路子的报道：一位戴着大礼帽和燕尾服、左眼带着单片眼镜，右手端着一杯放在银托盘上的香槟、左手拿着一把枪的学生冲进教室，大声叫道：你个下流胚子，我受够你了（‘You bounder, I have got you at last''）。
正如人们可以预期的是，它们都属于一个有关法律过程的相当乐观的理性主义传统，都过分关注法庭，在许多方面都已过时。这种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理论的失败。他的起点是可采性规则与证明——他将其称之为争议性说服的推理过程——的截然区分。下一个也是持相反意见的异议——是事实认定的系统研究并不是太轻松而是太难。
在彼拉多的嘲笑中又有一个好的先例。为了有效应对，必须直面这一难题并发展出新的融贯性。
事实概念是实证主义者的一种拙劣虚构。核心问题是争议性法律问题。
[15]詹姆斯•密尔编辑了边沁的《司法证据导论》，当出版者为边沁有关贿赂陪审员（也可能是他委婉地对宣誓的亵渎神明的批评）的观点所震惊时，该书的三分之一已经在校对中了，而结果是被推迟了大约三十年才公开出版。我想，这仅仅表明一种局限性，但并未削弱这一工作的有效性和价值。
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潜在课程的范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已经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尽管是零散的——文献。它们可以被用来例证一般的理念，但它们多是逸事趣闻而且正因为如此可能几乎被系统地误解了。英国的奥姆罗德法律教育委员会明确将促使（学生）能够处理事实并将抽象概念运用其上所必须的知识训练包含作为第一或者学术阶段的一大目标。它为案由的整体组织，挖掘出未阐明的、常常令人可疑的命题以及描绘所有相关证据间的所有关系提出了一种受训式（disciplined）进路。
[51]另外一个版本是EPF的一些方面被认为非常轻松的选项，比传统的法学课程要更少的智识需求或者刺激。但边沁和威格摩尔（及其他理论家）的遗产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可以开始发展出作为法律学术广义概念之组成部分的EPF的一个系统理论。
法学教师在将上诉案件用作丰富的、刺激性的和费神的教育材料中相对发达的技能并未扩展到初审记录中。不过，现在他的核心观点已经被广泛承认为正确的了。
如果只有规则研究是不够的，那么，怎么才算够呢？危险在于没有什么能被排除出去，一切都是相关的。[43]假定这些思考中有许多质量颇高并且许多个人课程取得了自认的成功的话，那么为什么EPF还未在法学院中更为牢固地确立？我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将通过首先审视一下那些偶尔被提出来反对扩展EPF研究的观点，然后审视一下那些在法学院知识氛围中可能已经造成忽视法律学术之某一重要维度的其它因素来进行，但不会尝试着去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